普及率最高的王爺信仰

普及率最高的王爺信仰
大武福安宮「李府千歲」,普及率最高的王爺信仰。 李玫倉 攝
臺灣最普遍的王爺信仰系統(或稱千歲),就分類上隸屬於瘟神系統,所供奉王爺為一尊或多尊,最常看見的便是所謂五府或五王。王爺信仰系統非常複雜,目前信仰計三百六十位,共一百三十二姓。除了移植源自福建的信仰與儀式之外,王爺的信仰也漸漸在地化。王爺由來眾說紛紜,身分也由於地區形成不同,往往造成學者與民眾對其有著不同的認知。南部盛行的王爺信仰,大多冠有「代天巡狩」之名,亦即認定其為直屬天庭的神祗,受玉皇大帝之令下到凡間驅逐瘟疫,獎懲善惡。廟宇規模大小都有,且多冠以「代天府」之名,或高掛「代天巡狩」的匾額。

文 / 圖  李玫倉

諸多對於其由來的傳說與流傳鄉野的傳奇故事,顯示出漢人社會對於王爺信仰普遍及虔誠之處,而福安宮據耆老董太太口述,第一尊李府千歲的神像存在於福安宮之確定時間已不可考,但能確定是在日據時代之前時便有。而日據時代當時,面對日人摧毀福安宮與其供奉之所有神明,為了不被日人燒毀神像,福安宮內除了李府千歲之神像由其大姨媽帶至王姓長者家中,並將神像藏於樓上天花板。

 

由於具有原住民身分(大頭目家族),日人不會貿然至家中搜索,以至於讓李府千歲的神像逃過被日人摧毀的命運,但是廟內其餘神像皆被日人統一燒毀。而至今流傳的故事,便是上述提及當時美軍轟炸臺灣,有枚砲彈正巧打到神像藏匿的住家旁大排溝,奇蹟的是,砲彈並沒有爆炸波及周圍,一直到臺灣光復後,才由政府拆除引信並移除。這段故事除了增加對於王爺信仰的傳奇色彩,也讓居民對其更為虔誠。現今福安宮內供奉之五府千歲,也有其典故與由來,約莫民國八十年左右,當時福安宮只有供奉李府千歲一尊神明,在機緣下,大千歲降駕指示祂的其他四個兄弟要在這裡集合,聯合辦事造福鄉里。相關時間會另有指示,並交辦宮廟雕刻五府千歲的神像金身,於福安宮內讓世人供奉,共享香火。也因此,福安宮的廟宇建造,並不單純只是供奉土地公,而是具有祭祀將帥王爺的三川門格局。

大武福安宮「李府千歲」百年神像。
李玫倉 攝

大武福安宮「李府千歲」百年神像。
李玫倉 攝

大武福安宮「李府千歲」百年神像。
李玫倉 攝

大武耆老一甲子的記憶

 

大武福安宮據當地耆老陳先生口述,最早並不是現今有著廟宇的外型。早期的福安宮以祭祀土地公(福德正神)為主,並無廟宇,而是以土角厝的形式供奉。當時的土地公也沒有神像,是以一顆石頭置於土角厝中供信徒參拜(現今還存放在福安宮中)。而後隨著地方漸漸繁榮,由民眾集資募款,進而整建較具規模的廟宇。由於香火鼎盛,進而進駐廟宇的神明也漸漸多了起來。由口述的歷史內容可以比對出最早進駐的神明除了土地公外,就屬五府千歲的「李王」-李大千歲以及觀世音菩薩這三尊神明最早。

福安宮正確的由來,在筆者考究的內容裡,參考當地耆老口述歷史與資料相互比對,發現福安宮應該經歷兩次重建歷程,生於民國23年當地耆老之一的董太太,經歷過日據時代的她,在敘述福安宮歷史由來時除了提到當時日人的毀廟毀神(寺廟整理運動)之外,並提及福安宮在臺灣光復後就開始重建一事。這邊提及的臺灣光復,就耆老口述內容時間軸與實際年份對照,董老太太敘述在她國小六年級時臺灣光復,應是指民國34年(1945年)抗戰勝利日軍撤出臺灣,而非民國38年國民政府撤退來臺之際。福安宮現今的外觀與規模,落成於民國49年為確定之事實。然而光復後開始重建至落成,期間的15年當中,比對另一耆老黃老先生的說法,應該尚有另一次建造「土角厝」放置神像之期間。現年95歲的黃老先生,由其口述得知他在20出頭歲時來到大武地區,當時約莫在光復後兩年,也就是民國36年左右。在他的印象中,當時福安宮為單門式的建築,裡面供奉著的神像有印象的大概就是李府千歲與土地公兩尊神明。而過程中與耆老陳先生記憶重疊之處,便是印象中有次颱風將廟宇屋頂吹垮一事。由於耆老黃先生並非在大武出生,而另一耆老陳先生出生於民國37年,兩人並無經歷日據時代的毀廟毀神過程,由此比對,董老太太的說法與筆者考究之「寺廟整理運動」相符合,因此在整理耆老的口述歷史之後,筆者得出的結論如下:福安宮在日治時期之前應為「土角厝」,當時供奉的神明應為多尊,其中包含現今存在於福安宮內、未被日人燒毀的李府千歲。

 

而經歷日人的「寺廟整理運動」,時間軸上於民國27年(1938年)期間應是福安宮遭受第一次的毀滅,當時除了李府千歲之神像被藏於民間,其餘神像(包含原本最早之土地公神像)皆被日人燒毀。而光復後之重建,也並非現今之外觀,也應是以「土角厝」較為簡易的方式供奉。由於光復初期居民經濟狀況較差,所以就算由居民集資,也較無可能有大筆資金建造現今的外觀與規模。而至民國49年之前,期間應是經歷過另一次較為嚴重的破壞,就是由耆老黃先生與陳先生所提及的天災颱風,將其屋頂吹垮。在光復後這期間,由於之前神像皆被燒毀,可信度較高的說法,當時祭拜的土地公,應該就是現今放置於福安宮內的石頭來代表。

 

而在49年之前,當地經濟逐漸穩定好轉,才由居民大家集資,除建造較具規模(也就是現今福安宮之外觀)廟宇之外,並且重新雕刻土地公之神像供居民祭拜。在考究福安宮由來期間,筆者在蒐集當地耆老口述歷史之時頗有感觸。能夠考究、參考的資料並不多,所以耆老的口述歷史就顯得相對珍貴。雖然年代有點久遠,但對於當地的文化以及歷史,卻有極其重要的價值。很多熟知由來的耆老都已凋零,但是具有文化意義的記憶卻沒有能及時保存下來。未來對於地區的無形文化資產,如何挖掘及保存,相信是一道艱困的難題。但如再無法做出想對應的措施與政策,對於地方而言,損失的將無法用價值來衡量,也無法再填補地方文化史料所出現的空白與破洞。漢人社會對於神明的敬畏,除了宗教信仰之外,更多在宗教上追求的是心靈上的平靜。其中,對於王爺的信仰最為普遍,而王爺信仰的排名也常在第一、第二,是臺灣最為興盛的信仰。信仰系統雖極其複雜,但也漸漸隨著當地的民情與文化逐漸地在地化,這也顯示出王爺信仰對於漢人社會影響程度之深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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